据媒体报道，我国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继去年11月份，宁波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之后，北京也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
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是为了破除教师“流动难”、“退出难”问题，对教师队伍进行优化，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舆论分析称，实施“教师退出机制”，可防止教师“躺平”。
这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考核、评价教师的指标过于功利，也可能加剧当前的教育内卷，出现更严重的唯分数、唯升学问题。
与建立“教师退出机制”相配套，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对教师的教育能力和实际教学贡献，进行专业同行评价。
2025年将有数百万中小学幼师过剩？
不少人把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与出生人口减少，联系在一起。
有媒体报道指出，由于适龄学生减少，我国教师将“过剩”，部分学校(幼儿园)将关停，甚至一些地方出现关停潮。就此而言，令教师恐慌的并不是“退出机制”，而是各地应对出生人口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不希望看到教师因适龄学生减少而“过剩”，而希望国家和地方利用出生人口减少的契机，提高师生(幼)比，减少班额，推进小班化教学。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805.21万人，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为319.10万人，专任教师师幼比为1:1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10、1:9，甚至1:7。
如果按照1：15的师幼比，随着出生人口下降，到2024年，我国的在园幼儿将减少1100万，进而“多出”70多万幼师，到2025年，还要进一步“多出”30万。这就会出现所谓的100万幼师“过剩”。
但按1：10的师幼比，幼师根本不会过剩。提高师幼比，推进小园小班建设，才会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对义务教育教师来说，也是如此。
据统计，我国普通小学平均班额38人，初中46人。而发达国家小学和初中的班额在20人到25人之间。如果维持现在的班额与师生比不变，到2035年，义务教育学生数将减少3000万，教师也会“过剩”至少120多万，但是，如果把班额降低为25人，教师不会多，还会缺。
假如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是为了让因出生人口下降而“多出来”的教师退出，那表明我国的教育发展规划出了问题，因为这是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不符的。
我们应该在出生人口下降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生均经费，提高师生比，推进个性化教育。
如果说当前教师存在所谓的“恐慌”，就是担心地方政府减少对教师的投入，压缩教师编制。这并不利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提高教师素质不能靠“退出机制”
其实，早已有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从2016年起，我国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度，对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
不合格的教师，如果不能继续注册获得教师资格，将不能再担任教师。这还不是只从某所学校“退出”不能当教师，而是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再当教师。
实施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教师终身制，让不合格的教师退出，教师队伍有很好的“源头活水”。而各地探索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是在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度基础上，对教师进行更严格的考核、评价与淘汰。
这也引发对实施这一机制的担忧：如果是由行政部门为主导考核、评价教师，会不会导致教师的非教学负担更重？那些不愿意配合领导完成形式主义任务的教师会不会因考核不合格而被淘汰？如果考核教师的主要指标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升学率，如何扭转基础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
另外，稳定是教师职业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了这一因素，教师职业拿什么来吸引人才？
如果一定要强化这个退出机制，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淡化行政评价，强调专业评价，建立并发挥教师专业共同体的作用，用教育标准评价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教学贡献。
这也是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让教师能安心教书育人，提高教师职业荣誉感，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最重要的机制建设。
当前，舆论质疑我国教师队伍有人“躺平”，但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教师工作压力很大，而工作压力并不一定来自教学压力，而是非教学压力，“双减”后，教师的负担也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有超过60%有职业倦怠感，除工作压力大之外，还难以实现自己“育人”的理想，“被要求”完成功利的教育指标。
从2019年起，我国教育部门就在给教师减负，但教师的负担并没有有效减轻。其根源是，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由行政部门主导，学校和教师均很难拒绝来自行政部门布置的考核、检查、评比、关注公众号、点赞、转发等任务，这些分散了教师很大部分本应该用于教育教学的精力。
另外，国家教育评价改革，要求地方政府扭转升学政绩观，不能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不能片面用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但是，用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的升学率考核、评价教师还是普遍做法。
显然，在这一管理与评价体系中，实施“教师退出机制”，很可能出现教师负担加重、办学更为功利、教育生态进一步恶化的问题。
要真正构建良好的学校教育生态，优化教师队伍，促进教师更好地教书育人，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师生比，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并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家办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应由教师专业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学校的教师委员会，负责制定教师考核、评价标准，并实施对教师的考核、评价。
我认为，建立这一评价机制，比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更重要，是推进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核心机制建设。
